首页 > 文化交流 >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石──两岸寿山石文化之交融(二)

天地钟灵、四季流转,无处不美。秉天地之生,物质聚合,有寿石瑰丽,冰凝娇艳,是天然奇美;人有一颗爱石藏石的心,是美;谈石论艺乃至于人间有情,更是绝美。一切缘美而起、因美而生,正是寿山石收藏与寿山石文化交流的起始点。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石

──两岸寿山石文化之交融(二)


  蔡宗卫(台湾)


人情


    文人相和而石人相惜,相和与相惜交会在石头上,因此有着共同的语言,石情即人情。

    石人的相逢展开了两岸之间的情谊,归根是因石缘而相识相知的人间友情。早在笔者就读研究所时期,每月的生活费就常常因购藏寿山石而告罄,那时还在念台湾艺术大学的林建宏、金风细雨楼等石友知道了我的情况,常以礼相待,求让寿山石以助笔者,我深知好友们的心意,感佩于怀。自此,几个好友常常在某方断炊临迫之时,相互承让藏品。石友间的藏品交流,说来岂不在一个“雅”字,岂不充满相惜相和的人情?

    明代袁枚曾有“近世文人,常州为盛”的感叹,清代龚自珍更有“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畴”的赞誉,无论寿山石或其它雅玩,都有形成区域性,或者因相谋理念性的聚集。学生时代的我在台北市阳明山脚下的士林认识了一批文人,固定每周五晚上聚会。在轻松的聊天泡茶中,随时都可能触发一个议题,举凡历史、文物、鉴赏、美学、儒家、道家老子等等,无所不谈,而字画与寿山石则是每次聚会都有新的藏品相互观摩与讨论。

    士林旧名“八芝连林”,是平埔族凯达格兰语“温泉”的音译,因清朝末年普设私塾、社学、义塾,文风鼎盛,遂以“士子如林”改称“士林”。此地域自古即文风鼎盛,遂有一批书法家、收藏家聚集在王北岳学生李甘池的图章店,而当是时,寿山石收藏界以笔者年纪最小,多受这批文化人士衷心的对待与照顾。在笔者研究所毕业后放弃教职,从事热爱的寿山石事业之初,士林聚会的颜兄金德还无条件资助我一笔创业资本,篆刻家林兄东明、黄兄明修、俊谷兄,也都与甘池兄一样,皆弃利辨义之文人,其后大藏家春雨楼主、江亭,与同行蒋敏雪、洪建辉等也都不遗提携,视我为亲人。可见石人之雅与爱石人之情,使我相信鉴赏与石品之高,往往也是人品格调之高。由此观之,论石品而忘人品,藏石而不论道,与无本无末之徒何异哉?!

    收藏家、书法篆刻家与寿山石人就在这样爱石的共同兴趣之下,呈现出文化修养的最高价值:真情。真性真情不仅是艺术家一生追求的纯粹灵魂,也是耿介文人必有的特质。孟子云:“仁,人心也”,又云:“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皆说仁人之情本源自人的真心,寿山石之所以能称得上“文化”的层次,于内涵,既是美学与技艺的;而外铄,又同时体现在文化修养所散发的人文精神。如果只是论斤秤两的商业买卖,我想这样的层面还不属于“文化”的范畴。


    近年,台湾某篆刻学界大师因罹癌住院,友生昌蒋敏雪女士于是办展捐售自己的寿山石藏品,为了表达温暖的人情并给予大师致敬。许多学界读书人、书法篆刻界与收藏家热烈响应,价格太低的就自己认购后加上更高的义卖价再捐出,而标价较高的义卖品,爱石人第一时间自己先买下来认捐。所有人都默默地付出与参与,寿山石人如此的可爱与真情,让人感佩。我认为石情与人情也是非常具体而强烈的寿山石文化内涵,也是“交融”所触发的一切人性与热情。

    经过五六十年寿山石文化发展与累积的台湾,藏石与鉴赏层次最高的,是以理念性为宗旨的收藏团体“寿石雅集”。因为共同的寿山石情,在多年的钻研与讨论之中,藏家们彼此有了深厚的情谊而聚会一起。由于对寿山石的高度热爱,以及对“雅”与工艺“艺术性”追求的理想,遂成为台湾藏石论石的聚会。 

    若干年前寿山石回流的热潮中,两岸只看石头原料,大兴炒作,寿山石屡创高价,一夕成名。然而有内涵的精品往往比不上一件只有着原料价值的荔枝冻石雕件,就连林清卿、周宝庭、林炳生的遗作都没有荔枝石料贵重,甚至为了荔枝素章而把林文举的薄意磨去。大部分人只对价钱反应强烈,对于艺术与文化则失去知觉。“文革”已磨掉了许多寿山石的老印面,还好林清卿没有雕绘荔枝石,否则回流之初恐怕连他的薄意都得“毁容”。

    鉴此风气,遂由杨永康医师发起,成立“寿石雅集”。这是由几位精品收藏家们成立的非营利团体,其中有医师、科技公司总经理、证券公司副总、贸易公司老板等等,文化与收藏水平皆是社会菁英。“寿石雅集”除了一年六次、每次讨论一个寿山石主题并互相观摩珍藏品的定期聚会,平日藏友间也时常联络感情,互相交流寿山石圈内的讯息、讨论工艺、观摩藏品,聚会中总是欢笑声不断。煮酒论石,甚有“我豪于饮诗亦豪”的文人性情,畅谈对寿山石的情怀与理想。

    人生中,最难得之一即是真挚的友情,无论你的心境如何、无论你今日有无去处,总是可以找到石友一同论寿山石、聊八卦。东坡先生所云:“乐哉游乎!”此之谓也。

    两岸开放后,网络与三通的直接来往更使得两岸人民紧密接触、相互了解,海峡之间呈现出蓬勃的朝气与活力。在网络上,许多台湾的爱石人与国内的工艺师、从业人员与收藏家开始有了直接对话与交往的渠道,这是过去几十年来所未尝有的热络荣景。在对寿山石的共同情感的基础下,两岸爱石人之间的情谊更加深刻。福州几乎成为台湾爱石人的圣地,台湾的爱石人到了福州,便知道有许多好友就在那里,福州的朋友到了台湾,也能感觉到有大群的朋友正等着贵宾的到来,那种旧地故人的感觉十分亲近,十分有人情味。这一来与一往之间的相互对待,彼此都能感受到海峡对岸的热情。因为对寿山石文化的共同喜爱和共同努力,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情谊,我想这是过去几十年来想象不到,也是超乎期待的好时光,终于比想象中提早到来。

    2012年,福建省工艺美术学会在福州举办了“方宗珪学术成果研讨会”,象征了交融的新格局。寿山石文化从过去母体的传播、商业的往来,提升到人与情、石与信念、工艺与学术的对话,使得两岸寿山石文化的历史交融,呈现新的文化力量。





           2012年,笔者(右)参加“方宗珪学术成果研讨会”时与方宗珪(中)、姚仲达(左)合影


石雕




    两岸交融的第三部分是寿山石工艺源流。很多人以为在寿山石的文化发展层次中,台湾只构成收藏文化这部分,其实在工艺传承与发展上,台湾与大陆在历史上一直都有着紧密的创作与参与。以历时的排序,台湾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寿山石雕创作,在时间上有着线性的脉络,可归纳为传承期、发展期、回归期、互动期四个阶段,此四阶段大致呈现出台湾在寿山石工艺上以“传承”寿山石雕、“参与”寿山石雕、“影响”寿山石雕、“合作”寿山石雕等四种方式与大陆发源地产生互补互动的交融。

    台湾对寿山石工艺在鉴赏与创作实践上,有着旧工与印石篆刻合一的两大特色。在工艺传承上主要是受到民初东门派的直接指导,而鉴赏品味与喜好则很大程度受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寿山石典藏的影响,因此在传承期可以说台湾保留了较多古工的特色与兴趣偏重。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给予台湾民众的价值认知,即是“国宝”之藏。院藏精品主要来自清代皇宫文物珍藏,民国以后将帝王私藏回归民间,并集沈阳盛京文物与热河行宫文物,于国子监成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进行清点与保管。民国十四年故宫博物院开幕,将清代典藏文物公开展示。抗战之初,国民政府为了保护国家文物进行了国宝迁徙的浩大工程,1947年开始将北京故宫文物转移大后方重庆。战争结束,民国三十六年故宫文物返回南京。不久战火又起,国民政府再度从故宫、中央两院精选文物迁运台湾。从抗战以来,故宫文物长途辗转迁移,风险与工程浩大,自古以来,人类历史从未曾有。

    自此故宫博物院藏品定居台湾。台北故宫所藏文物当中,不乏寿山石印章与田黄精品,且在工艺上特别呈现出清代的风格,无形中成为国宝级的寿山石之典范印象。因而台湾民众对于寿山石特别是田黄的认知,一下子跃升为“国宝”行列。

    2007年台北故宫推出“印象深刻:院藏玺印展”。这次展览的主题定名在笔者看来,十分绝妙地贴近于寿山石文化在台湾分流旁出的传承特色,即主题用字恰巧呈现出台湾民众之于寿山石的认同,是作为国家级文物的崇高“印象”与寿山石篆“刻”的收藏品。一方面影响了台湾收藏家对于老工风格的独钟、另一方面则人人对于印章与篆刻所追求的、所仰慕的即是寿山石。

    故宫所藏寿山石众多,可大略分为明清篆刻名家篆印、皇家宝玺、宫廷文玩等三大类。名品如周彬刻田黄水禽钮章、田黄石雕异兽书镇纸、宝章集玺印石、璇玑仙藻套印等,最著名的是一套乾隆皇帝所嘱治的田黄玩赏印,印石石色澄黄微透,兽形印钮造型生动富神采,印文分别以九种不同的汉字古篆精刻御制回文诗“循连环、环循连、连环循”,共九枚田黄章,命名为“鸳锦云章”。这些寿山石在石料上、钮雕工艺上,影响台湾的寿山石雕文化甚巨。





台北故宫博物院外景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


    清代寿山石雕在台湾工艺传承期上起了第一个作用。台湾对老工的喜爱,启蒙于故宫院藏的经典印象,使得台湾日后寿山石工艺的传承特色不仅好古、汲古,也出现了仿古。在台湾的寿山石圈内,有人不仅在石料坑种上仿古,并且在雕工上也自行动刀模仿、抄袭古工,至今仍有台湾收藏家将这些仿古的田黄,冠以“仿者某某”之名。撇开商业道德的问题来谈寿山石工艺传承,仿古、拟古自古都是工艺品与艺术传承历史精髓的一种方式。从明代官窑所仿宋元瓷器乃至清代官窑仿明朝成化年款的斗彩青花瓷,汉末魏晋人仿古诗十九首的文学造诣乃至乾隆仿造古砚十八件精品来看,仿古在文化观点上不仅是艺术传承,也是实践工艺创作的事实。

    台湾对于寿山石老件的喜爱,甚至影响到大陆的寿山石工艺作品,呈现出工艺上的另一种互动与交融。笔者曾在20世纪90年代见到内地为了供应台湾市场所仿清工的罗汉圆雕与春宫题材作品,就雕工而言,不仅精美,且风韵到位,令人赞叹,实有一番成就。台湾于古代寿山石工艺的另一种传承,虽不能说是可圈可点,但也必须以一种文化交融现象与事实来看待。其后,陈可骆将民初东门派、西门派的钮雕工艺传承到台湾,基本上都呈现出台湾寿山石雕与大陆的交融,是以传承老工为特点。

    这种对于寿山石钮雕的经典印象聚焦在老工的审美认同,是跳过民国初传承至总厂时期的工艺源流,与大陆当代的寿山石工艺形成两个传承支流与对比互补。

    除了故宫御用藏品的传播影响之外,1949年大陆来台的书画篆刻艺术家众多,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涵养与指导也蕴酿了台湾与大陆的石雕工艺的交融互动,开始从传播期转向参与期。同时,陈可骆在台湾从事钮雕与高档寿山石经营,他与当时渡海来台的艺术家,如画家陶寿伯、李大木、梁乃予、书法、篆刻家台静农、王壮为、高拜石、王王孙、曾绍杰、张直厂等,常效东晋文人的“曲水流觞”,聚酒论石。

    这批渡海而来的文人,将寿山石文化传播到战后台湾社会,也培养出一代收藏族群,多半为工商界、医界与文化界等社会菁英。这个爱石的氛围,促成了1974年台湾“印石珍赏会”的形成,该聚会由电子公司总经理张守积、篆刻家王北岳、名牙医张心白、诗人黄灵芝等人组成,每月聚会一次,书画篆刻家江兆申、吴平、画家黄君璧、学者秦孝仪(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也常是座上嘉宾。众人互相观摩讨论,热闹非凡。“印石珍赏会”日后历经聚散,又另起名“石头会”、“台北市印石联谊会”,直至今日的“中华印石收藏协会”。

    20世纪60年代,台湾钮雕家廖德良,艺名廖一刀,开始从事寿山石印钮创作,自此,台湾寿山石雕进入发展期。......


(详情请见《寿山石》杂志41期)